Diane Ravitch原作
李明洋摘譯*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2010-11-11
原文網址: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0/nov/11/myth-charter-schools/
重點摘譯:
儘管有無數的研究證實家庭的收入和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有相關性的，但Guggenheim似乎認為單靠教師的力量，就可以克服家境貧困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問題。他以連續鏡頭呈現空軍飛行員Chuck Yeager突破音障(sound barrier)這個早先人們認為不可能辦到的壯舉，然後告訴我們，既然Yeager可以突破音障，我們就應該相信教師也有能力克服學生因家境貧困、無家可歸、一無是處、營養不良，以及無依無靠所造成的各種問題。
該片宣稱，教師是決定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這也是現今教育改革的中心論點。但這個論點是錯誤的。史丹佛大學學者Eric Hanushek所公布的研究結果已告訴我們，教師的品質對學生考試成績的影響成分約佔7.5%到10%。這個數值雖然和其他高品質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稍有不同，但也都獲得支持，而匯集各項研究結果所得到的共識是:教師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比重約介於10%到20%之間。所以我們只能說，教師是學校裡影響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因素。
相反的，研究發現非學校因素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力往往大於教師。根據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經濟學者Dan Goldhaber的研究顯示，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高達60%是受到諸如家庭收入等非學校因素所影響的。所以，即使教師是學校裡影響學生學習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影響力卻遠不如學生的身家背景、家庭，以及其他足以操控學校和教師的因素。教師確實可以深切地影響學生，但如果認為單靠教師就可以消除學生因家境貧困所衍生的諸多問題，那就太過愚蠢了。
Guggenheim刻意迴避家境貧困的議題，只呈現家庭成功協助孩子的部分。影片中既沒有家庭無力支持，無家可歸，或特殊需求學生的相關報導，也沒有針對特許學校只招收極少比例的非英語族裔或身障生所做的報導。
這部影片從未表明，特許學校的興起主要是受到1974年到1997年間美國教師聯盟理事長Albert Shanker的啟發。早在1988年，Shanker提出了一個構想，他認為公校教師可以三五成群(向當局)提出申請成立小型學校，專門用來教導那些輟學和可能輟學而最需要協助的學生。他認為這種新式的學校可以和公校合作，一起協助無心向學的學生，提起學習的動機。然而，到了1993年，Sinker意識到某些營利機構將特許學校看成了大發利市的機會，並大力推動教育私有化，於是轉而站在反對的立場。
如今，特許學校的推廣方式非但不是公校的合作夥伴，反而成為公校的競爭對手，藉由競爭讓校務的經營變得更好，抑或退出商業競爭市場。事實上，特許學校已成為推動教育私有化的一股力量，而這也是當初Sinker最害怕的結果。由於小布希(George W. Bush)"沒有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的立法通過，打造了高利害關係的考試制度，而在NCLB法案的規範下，表現低落的學校可能被迫關閉，而表現優異的學校可獲得酬賞，因而使得特許學校比起公校更積極地追逐考試分數，以避免學生將整體分數拉下來。某些特許學校在舉行州考試之前會"勸退"或開除(成績不佳的)學生，致使某些特許學校的學生，尤其是那些成績不佳的學生，退學率非常高。
或許這部影片對事實真相最大的扭曲就是有關於學生的學業成就。在影片中，製作者宣稱70%的8年級學生未達到該年級應有的閱讀能力。這根本就是完全錯誤。Guggenheim在這裡所引用的是"國家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提供的資料。我曾經在政府部門擔任過7年的國家評量委員，所以我知道Guggenheim的數據何以誤導人。NEAP並沒有做年級程度的成就評量。最高程度的表現標記為"進階(advanced)"，相當於"A+"，代表最高的學業成就。次一程度的表現標記為"精熟(proficient)"，相當於"A"或"B"。再下一程度的標記為"基礎(basic)"，大約等同於"C"。這部影片的製作者假設，只要學生的表現低於"精熟"程度，就是"低於年級程度"，但這樣的解釋，根本沒考慮到那些表現低於"基礎"程度，佔全國樣本後25%的學生。所以未達年級應有水準的應該是25%，而不是70%，
Guggenheim沒有花點功夫去檢視一下出現在紀錄片裡的英雄人物。Geoffrey Canada的"哈林兒童區"不只旗下經營了兩所特許學校，而且該單位接受了為數龐大的社會資源和醫療服務；Canda有許多慈善家朋友，也有非常成功的籌款組織。該組織擁有200億美元的資產，資金根本不虞匱乏，連Canada本人的年收入就高達40萬美元。結果Guggenheim讚賞Canada的特許學校辦得很好，卻說公校根本不需要任何經費援助，這真是怪事一樁。如果市區所有的公校都能擁有和Canada的特許學校同樣的資源，絕對也可以表現得一樣好。
儘管Guggenheim宣稱Canada的特許學校表現出"驚人的成果"，但事實卻恰巧相反，該校有非常多學生並未達到"精熟"的程度。根據2010年的州考試結果，在他旗下的兩所特許學校，其中一所的4年級學生，有高達60%的學生閱讀項目未達精熟程度，另一所學校則有50%未達精熟。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只要中學生的考試成績沒有達到董事會要求時，Canada就把這些學生全數開除，這個悲劇被Paul Tough寫在2009年出版的"Whatever It Takes"一書中，但Guggenheim根本沒注意到。所以，和Guggenheim的神話相左的是，就算是預算最多、服務最好的特許學校，也沒辦法消除家境貧困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影響。
Guggenheim在編織一個美麗的故事時，往往忽略了重要的線索。例如他嚴詞批評教師工會，指出芬蘭的教育體系非常值得美國仿效，可是對於芬蘭教師工會的高度發展，卻是隻字不提。他的紀錄片對考試制度和績效責任制讚譽有佳，但他卻略去芬蘭學生幾乎從不考試的事實。任何芬蘭的教育工作者都會說，芬蘭教育體系的提升並非靠著學校私有化或持續不斷的考試，而是靠著大量投資於儲備教師、支持教師，以及讓優秀教師願意留在岡位上。芬蘭之所以達到目前豐碩的成果，並不是因為系統性地開除5%到10%的教師，而是因為耐心地去構築出未來的願景。芬蘭有全國通用的課程綱要，但不是只限於閱讀和數學的基本技能，還包括藝術、科學、歷史、外國語，以及其他一些良好而全面的教育所應具備的科目。除此之外，芬蘭也致力於提供兒童及家庭強而有力的社會福利服務。但這些芬蘭教育體系的既成事實，Guggenheim都忽略了。
Guggenheim舉了幾個成功的例子做說明，但都沒有詳盡交代。其中一個例子是座落在洛杉磯，隸屬於Green Dot特許學校連鎖事業的洛克高中(Locke High School)。事實上，Green Dot挹注這所學校高達1500萬美元的資金，打造出一個安全又整潔的校園，但學生的學業成就卻只有些微的進步。根據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報導指出，該校學生在英語達到精熟程度的比例從2009年的13.7%增加到2010年的14.9%；數學達到精熟程度的比例則是從4%增加到6.7%。我們可以從如此些微的進步情形得到什麼啟示呢?那就是將服務弱勢社區的公校改造成特許學校，也未必能夠創造出教育奇蹟。
另一個受到高度讚許的例子則是座落在華盛頓特區，實施住宿制的SEED特許學校。這所學校幾乎被Guggenheim讚揚地完美無瑕，擁有傲人的高畢業率及大學升學率。然而SEED花費在每位學生身上的經費竟然高達35000美元，足足是公校學生的3倍之多。難道我們的社會已經準備好要為每一位市區學生開設住宿制學校，以及砸下和SEED一樣高昂的經費嗎?相信那些宣稱提供最需要幫助的孩子更好的教育，未必需要更多錢的人，是絕對不會拿SEED來支持他們的論點。
Guggenheim似乎認為，只要公校開除"差勁"的教師，就可以獲得和特許學校一樣好的結果，但他卻從未解釋，要判斷哪位教師"差勁"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如果只看學生的考試成績，那麼執教於郊外富裕社區學校的教師將獲得較高的評價。如果是看學生的進步或退步情形，那麼教導諸如非英語族裔、行為問題、自閉症等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師，他們的學生進步幅度是最小的，如此一來，教師一定會設法避免在需求學生比例較多的學區和班級任教。
既然聘僱教師、評鑑教師，以及決定教師去留的權力，都掌握在教育管理者的手上，那麼我們就應該仔細檢視一下，賦予不稱職教師終身教職的，究竟是哪些人?其實，要確保沒有所謂的差勁的或無效能的教師，最好的方法，就是保證我們的校長和教育督察長都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然而，時下卻盡是招募及訓練一些缺少或沒有教育經驗的校長。喬治布希研究所(George W. Bush Institute)不是宣布未來10年將訓練50000名新進校長，以及招募非教育工作者擔任校長的職務嗎?
"等待超人"這部影片是迄今為止，在對公校教育所做的眾多批評中最重要的一計妙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多年以來，右翼人士要求實施教育券未果。如今，他們發現自己對公校所做的攻擊，以及以公款資助私校的訴求竟已被自由派的菁英份子所接受。儘管特許學校的紀錄如此不堪，卻仍受到Obama政府、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和戴爾基金會(Dell Foundation)的熱情支持。最近幾個月，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3篇文章，說明了特許學校已經成為投機團體的高階主管們最喜愛的事業。根據"Times"的報導，當初Andrew Cuomo想向華爾街(Wall Street)的富商尋覓角逐紐約州長的競選資金時，就曾親自會見支持特許學校的民主黨教育改革小組(Democrats for Education Reform, DFER)執行董事。手上握有數億資金的DFER就是藉由提供州及地方政治候選人大量的政治獻金，以達到廣設特許學校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南韓、新加坡、芬蘭，或是日本，這些國家的教育成就之所以如此卓著，並非靠著將學校私有化，或是將考試成績不佳的學校關閉，而是藉由強化教育的專業性來提升其教育品質。這些國家的窮人比例也少於美國，例如芬蘭的貧窮家庭比例低於5%，而美國則高達20%。對於那些堅持學生學習主要是受教師影響，而與家境貧困無關的人士來說，他們寧可忽視這種落差。
如果我們認真地看待改善學校教育這件事，那麼我們將能逐步地增強教師的力量，就像上述的芬蘭及其他各國所做的，仔細挑選最優秀的學生進入師範體系，支付教師較優渥的薪資，給予教師更好的支持輔導系統，以及提供教師更好的工作條件。Guggenheim不滿何以2500位教師中只有1位教師喪失教師資格，但他卻隻字不提新進教師5年內的辭職率高達50%，主要原因就在於惡劣的工作條件，缺乏適當的資源，以及面對學習困難的學生及不尊重教師的家長所帶來的壓力。我們應該堅持只有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才能勝任校長，而不是讓退休的商人和軍人來當校長。每一所學校的課程也都應該包括全方位的學習，而不是只有基本技能。此外，如果我們真的想改善學校教育，那麼就應該盡力減少貧困家庭的比率。
當前，美國的教育界有兩派勢力彼此對壘，一邊是認為公校教育不只是國民的基本權利，也是重要的公共服務，就像警察、消防員、公園和公立圖書館，另一邊則認為私校永遠比公校好。"等待超人"是堅持"自由市場"及"教育私有化"人士最強而有力的武器。該部片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把公部門的資金挪去給私部門使用。2008年的股市崩盤應該足以提醒我們，私部門並非成功的保證。
公校教育是美國民主的基石之一。不論學生的種族、語言、經濟情況或是否身障，公校都必須接受。如同當年遠從世界各地渡海來到此地的民眾，進入公校學習所需，進而成為美國社會的一份子。如今，我們更應該把學校教育辦好，遠勝於當年才是，然而，將教育私有化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在"等待超人"這部片的尾聲，提出申請的所有孩子和家長聚集在紐約市、華盛頓特區、洛杉磯和矽谷的禮堂，每個人都引頸而盼，希望自己能幸運中籤。所有人都把希望寄託在那張中選者名單上。觀賞此片的觀眾，很多人都隨著劇中人物的心情起伏而悸動，當看到劇中某些孩子不幸落選時，即隨之落淚。然而，看到這一幕時，我卻有著不同的感受。首先，我認為這些特許學校的經營者根本就是把這些孩子當成自身政治的籌碼，藉此拉抬聲勢。其次，我對於被人汙衊的美國公校體系滿懷感恩，因為在這個體系中，沒有人必須透過抽籤才能去上學。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Diane Ravich為著名的美國教育歷史學者、教育政策觀察員、教育分析與評論員，現任職於美國紐約大學。 著有"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Great American School System: How Testing and Choice Are Undermining Education"和"Reign of Error: The Hoax of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Danger to America's Public Schools"等書。
(*本文獲Ravitch教授授權中文翻譯，本人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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