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4日 星期三

為何芬蘭的教育體系落實了優質的教育呢?

C. M. Rubin採訪

Pasi Sahlberg受訪*

李明洋摘譯、改寫**

The Huffington Post / 2015-04-02

原文網址: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c-m-rubin/the-global-search-for-edu_b_6992056.html

重點摘譯:

問: 請問何以何芬蘭教育會讓世界各國欽羨呢?

答: 誠如我在"芬蘭啟示 2.0(Finnish Lessons)"這本書中所描述的,芬蘭學前教育到12年級的教育體系受到全球欽羨是較為晚近的事。在200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開始舉辦PISA之前,芬蘭教育在國際上是鮮少被人討論的。雖然在更早以前所做的研究顯示,芬蘭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不僅主動閱讀,也擁有良好的閱讀能力,但除此之外,芬蘭學校在國際間就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了。所以,對芬蘭人來說,芬蘭會成為國際教育舞台的搖滾巨星不僅意想不到,也是始料未及的。

自從2000年,芬蘭學前到12年級的教育體系就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探詢的目標。國外媒體和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就是試圖解開他們所謂芬蘭教育的"秘密"或"奇蹟"。然而有一點是外部調查所無法呈現的,那就是芬蘭教育之所以成功乃奠基於對他國的研究結果,汲取自他國的創意,以及仿效他國的模式,而這所謂的他國,往往指的就是美國。芬蘭人相當瞭解美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具有世界一流的水準,因此美國學者及其著作,例如Gardner教授及其"多元智慧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乃被芬蘭所仿效,並且深深地影響著芬蘭的學校教育。


問: 對於不實施考試的學校,我們該如何評估其進步情形呢?

答: 我認為人們對於所謂的學校考試有著很大的誤解。首先,我們必須評量學生和學校,以便瞭解他們的進步情形,這在芬蘭是隨時都在做的事情。其次,也有許多替代性的評量是採取人口普查方式的標準化測驗,每年針對所有的學生的某些科目進行評量。在芬蘭,學生在高中畢業之前,是沒有接受過任何外部的標準化測驗,他們會接受班級教師或學校自行編擬的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以及抽樣性質的全國性評量。這有點像是到診所接受健康檢查一樣,醫生從來就不會把我們的血全部都抽出來,以便判斷身體是否健康;正常的情況下,只需要抽出1或2小筒針管就可以了。我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外部標準化測驗的次數,只需要在初中畢業時,甚至是高中畢業時再實施即就足夠了。同時,可以善加運用抽樣的方式,從"國家教育進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的結果來瞭解全國教育體系的現況。綜合可靠的證據來研判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情況的方式,乃遠勝過單憑以數據驅策為本位的高利害關係標準化測驗來評斷的方式。


問: 請問學校教育面臨的長、短期威脅各是什麼呢?

答: 首先,持續性的經濟不景氣將影響公部門的預算,對貧困地區的影響尤其厲害。教室助理、課外活動計畫、小型學校,以及特殊教育等服務的預算將首先遭到刪減。而在財政短缺之際,芬蘭也同時成為了許多會說芬蘭語的移民及難民亟欲前往的新家,所以必須給予他們妥善的協助與照顧,使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其次,芬蘭的教育體系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國際上出盡了風頭,因而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自滿情緒;目前,有一股阻力阻擋著芬蘭人去預測未來,也沒有能力去勾畫出理想教育體系的藍圖。事實上,已有許多芬蘭官員及政客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和金錢去思考,應該如何把芬蘭聞名於世的教育體系轉型成有利可圖的外銷產業,而不是去勾勒出芬蘭未來的理想學校。為了努力達到這樣的目的,有些人於是傾向於仿效美國的高等教育,亦即將令人欽羨的教育服務推銷給世界各國,如此,教育體系將對國家的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問:請問芬蘭教育何以被視為是優質的教育呢?

答: 我認為芬蘭的教育體系已經達到了Gardner教授認為優質教育所應具備的3E,也就是卓越(Excellence)、敬業(Engagement)和道德(Ethics),因為芬蘭教育的精神乃建立在平等、合作,以及強調以個別方法去學習與個別發展。美國的學校教育已變得過度著重標準化測驗,而且也被諸如官僚化的績效責任制、標準化測驗,以及照本宣科的教學等外部的要求所鞭策,芬蘭的學校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追求符合卓越、敬業及道德的"優質"教育。於此,我認為從芬蘭的學校可以看到,所謂優質的教育應該還可以加上兩個E,那就是"同情"和"公平"。

*本文並未摘譯另一位受訪者Howard Gardner的部分,有興趣的讀者可點選連結網址,前往閱讀。


作者簡介

Pasi Sahlberg為芬蘭籍教育學者,擔任芬蘭國際行動與合作中心(Finland’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Cooperation)主任,並兼任Helsinki及Oulu大學教授。此外,亦是國際著名教改學者,曾任職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並被許多國家聘請為教育改革顧問。著有暢銷書"Finnish Lessons: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及該書續集"Finnish Lessons 2.0: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

(**本文獲Sahlberg教授授權中文翻譯,本人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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